著名作家徐光耀13岁参军并入党，在冀中的抗日烽火中成长，迄今发表小说、散文和电影文学剧本近200万字。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小兵张嘎。》
《小兵张嘎》畅销全国、享誉中外，这部红色文学经典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徐光耀和孩子们在一起
文学创作是从写家信开始
徐光耀，原名徐玉振，1925年2月出生在河北省雄县一个名叫段岗的村子里。他5岁时母亲去世，是在大姐的照料下长大的。9岁那年，他进入学堂读书，因勤奋刻苦，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上完四年级，由于家中无钱供养，他便弃学了。
1938年春，八路军120师某部进驻段岗村，有一个班的战士被安排住到徐光耀家。这些军人进了老百姓的院子，抓起笤帚就扫地，拿起扁担就挑水，出来进去还唱着歌，让徐光耀感到格外新鲜。
其中有一个叫王发启的战士，17岁，是安平县郝村人。一来二去，俩人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王发启让徐光耀看他的枪，还教他唱歌，给他讲部队的事。每天操练后没事了，他就和徐光耀一起去村边放驴，几乎形影不离，感情特别好。
为了表达这份情义，徐光耀提出效仿桃园三结义结拜成兄弟，王发启说“好”，于是两人立下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当然，严格来说，部队是不允许结拜的，据徐光耀后来回忆，王发启之所以答应他，一是真喜欢他，再有可能是为了和百姓搞好关系。那天，徐光耀的父亲也很高兴，专门为他俩包了饺子。可是3天后，部队就开拔了。去哪儿？走多久？还回不回来？没人知道。
八路军走的那天，徐光耀去送王发启，他跟着队伍追出老远，一边跑，一边流泪。徐光耀也想参军，却遭到父亲的反对。他在家哭闹了7天，最终迫使父亲同意他参加八路。13岁的徐光耀赶到昝岗镇，追上了这支部队，报名后成为120师359旅特务营的一名战士。‘
几天后，再次开拔，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过白洋淀，经鄭州，及至进驻无极县七汲村时，已是隆冬时节。期间，八路军严明的纪律和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让徐光耀感佩不已，有了入党的强烈愿望。也就在这年冬天，徐光耀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已有5年兵龄的徐光耀，此时他在宁晋县大队任特派员。这是徐光耀最早的一张照片，摄于1943年冬。
1939年春，徐光耀所在的特务团与冀中民军合编为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简称“民抗”）。他也调入“民抗”新成立的政治部下设的锄奸科，当了一名文书。
1939年7月，徐光耀被提拔为正排级的技术书记，并被选送去参加冀中军区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他和去参加机要人员培训班的另外3名干部，跟着恰好去军区开会的冀中警备旅政治部主任等，由一个连护送前往。此时冀中军区已转移到北岳山区。徐光耀等人机智地躲过鬼子的巡逻队，悄无声息地越过平汉铁路，迅速钻进稠密的庄稼地里。因为途经敌占区，他们只能昼伏夜出，在敌人炮楼之间的缝隙中穿来绕去。就这样，他们忍饥挨饿、历尽艰险来到冀中军区驻地。
在3个多月的培训期间，徐光耀不幸得了疟疾，浑身发抖，乍冷乍热，严重时竟高烧昏迷不醒。然而经过20多天与病魔、死神的顽强抗争，他连一片专治此症、非常奇缺的奎宁药都没吃，就奇迹般地好了。
学习结束后，他和战友又沿原路辗转返回部队。不久，他调到冀中第六分区锄奸科当干事。
转眼到了1941年，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并实行“清乡”、“蚕食”和“强化治安”等措施，使八路军处境维艰。1942年5月初，日伪军5万余人，出动坦克、汽车数百辆，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和野蛮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敌人妄图凭借其军事上的机动优势，采取多路密集的“拉网式”、“梳篦式”战术，从四面八方将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压缩在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四县相接的根据地腹心地带，妄图予以全歼。
这场大扫荡主要有两次（史称“五一大扫荡”），第一次发生在5月10日，第二次是5月23日。其中第二次大扫荡，敌人将我冀中警备旅一团二营等部和一团一营等部分割重重包围在李家角、王家堡两处。经过一番激战，我军虽给敌人以重创，但终因敌众我寡，旅部和一团二营仅有30多名指战员突围脱险，其余全部壮烈牺牲。随一团二营参加李家角战斗的徐光耀，有幸大难不死。
作为“大扫荡”的亲历者，徐光耀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对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残暴行径有了切身体验，对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顽强不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更是感同身受。
徐光耀13岁参加革命，给家里写信，最初请文书代笔，但觉得文书写出来的家信“不带感情”，写不出自己心中要表达的事儿，于是就自己偷偷写。
在抗日烽火中，无论行军打仗多么艰险和繁忙，徐光耀总是见缝插针、手不释卷：一本四角号码字典随他东奔西波；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搜集书刊，先后阅读了《聊斋志异》、《西游记》和《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并涉猎了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和巴金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提高了文学素养。可以说，徐光耀的文学创作是从写家信开始的。
徐光耀写给父亲的家信
徐光耀采访：“那时候我文化水平很低，念书只念到农村小学四年级，在学校写过作文，但没学过怎么写家信。参军后想着写家信了，自己没有信心，就让文书陈德山帮我写。他写家信，先来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这句话我都不懂。接着写道：“儿参军以来，身体健康，平安无事。”没了。陈德山的意思是，家信无非就是报平安健康，他不会给我编两句具体的工作生活情况。我觉得自己肚里的话说不出来。我参军以后，身体强壮了，还有点发胖。我应该把这些好消息告诉家里。后来我学着自己写家信。开头我也照猫画虎，照着文书陈德山写的样子写下“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不懂也用这些词，后头我就说自己的话。说完自己的话，我看着家信就很满意，因为我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再请别人写信了。”
徐光耀给家人写信，由早先写不了几句话，到后来动辄能写几页；他还坚持写日记，写顺手了，就试着也写战地通讯、歌词、快板之类，投往报刊。一开始多是泥牛入海。
我最早写日记是在1940年。那年过年，老百姓慰问八路军，送给八路军一些小本子，我就要了一本，非常珍惜。我想，在上面写点什么呢，记日记吧。我就开始背着别人写日记，因为怕人家笑话。后来我就公开了，写一些日常非常琐碎的事。有一次，旅长王长江到我们锄奸科，看见我的日记本在桌子上，他翻开看了看说：“小徐，你怎么把花了一毛钱买花生也记到日记上啊？”我说：“一个月发我一块钱，我花十分之一买花生，这就是个大事。”他就笑话我。后来经常行军打仗，背不动那么多东西，我把日记本藏在房东家里，之后再没有机会回房东家找，就丢了，我觉得很可惜。
徐光耀非常喜欢鲁迅，想向鲁迅学习，鲁迅笔名是“越人”，徐光耀就起了个笔名叫“越风”。后来在《火线报》、《冀中导报》和《团结报》上也不时能见到他的笔名“越风”了。这无疑更加鼓舞了他热爱文学的信心和勇气，于是他不顾自己已经是一名有着6年锄奸工作经历的营级干事的情况，多次找上级领导，主动要求调到前线剧社去工作。
1944年7月中旬，徐光耀调任司令部军事报道参谋后，战地通讯便一篇接一篇地见诸于报端。这样一来，次年3月，他又调任政治部宣传科摄影记者，旋即调入前线剧社。
徐光耀与父亲的合影（1945年）
从此，徐光耀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宽。他白天下乡、下连队采访，晚上写作，并积极响应“八年抗战写作运动”，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雄心勃勃地拟就了写作计划：要创作出反映大反攻前线指挥部的《红旗在前进》、描写1940年那次生死迂回的《铁流》、再现抗日军民坚持反扫荡的《铁军》以及《从战斗中成长壮大》等。至抗战胜利的1945年年末，他创作发表了许多通讯、散文和17首歌词。他所在的冀中军区第六分区汇集、出版“八年抗战写作运动”的成果第一集时，即以徐光耀的那篇《从斗争中成长壮大》的标题冠名。
因为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徐光耀的名字在军分区有点小名气。1947年伊始，当徐光耀听说已迁到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已开学时，便极力要求报名去上学。
徐光耀找到文学系主任陈企霞，问：“我能不能到文学系学习。”
陈企霞：“你过去写过什么？”
徐光耀：“我有一本自己作品的剪贴簿，里面有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战斗通讯、故事逸闻之类的文章。”
此时的徐光耀已经可以给报纸写战斗通讯、报告文学，有一篇文章叫《李混子和他的爆炸组》在《冀中导报》分两期刊登。那是他进入华北联合大学之前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有三四千字。
陈企霞：“你拿来，我看看。”
徐光耀把本子拿给陈企霞看。
第二天，陈企霞说：“你来吧。”
于是，徐光耀在同年1月10日获准插班进入文艺学院文学系，只上了8个月就毕业了，之后留校。
1947年2月27日，解放区《冀中导报》副刊发表了徐光耀以笔名“越风”写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周玉章》。
徐光耀采访：“《周玉章》创作于我在联大文学系学习的时候，老师带着学生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深入连队、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我因为是当兵的，就被分配到连队深入生活。我们到了连队，连队有墙报，我们去了总想给人家服点务，正巧连队打了一仗之后呢，战士周玉章发生了一个小故事，我就打算给连队的墙报写篇小文章，表扬表扬这个战士。我写完之后觉得太长了，在墙报上发表不合适，占好多地儿，就带回联大整理了整理寄给了《冀中导报》，恰好遇到萧殷。我就是因为写了《周玉章》立了一小功。那时候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我成了联大文学系最大的功臣。”
不久，随着石家庄的解放，徐光耀进城做地方工作。几个月后，徐光耀跟着人民解放军第6纵队上了前线，成为一名随军记者。很快他又调入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办《战场快报》。
随着平津战事尘埃落定，1949年6月底，徐光耀随部队驻防天津。7月，徐光耀请了长假，以亲身经历的“五一大扫荡”为素材，专心创作《平原烈火》，仅用了44天就完成了初稿。
他利用来北京采访的机会，把《平原烈火》初稿带到了北京，想请他曾经的老师陈企霞、萧殷审阅，给予指导。
陈企霞用3天时间看完稿子，认为已经达到了出版的水平，但还是要修改润色。
徐光耀回到天津后，赶紧把稿子修改了一遍，马上寄给陈企霞再次审阅。
看完修改稿后的陈企霞让徐光耀再次进京，并当面指导他对稿子进行最后的修改。
陈企霞与厂民、秦兆阳等一同商议这部书的名字，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采用了秦兆阳提议的《平原烈火》。
1950年6月，《平原烈火》由三联书店首版；不久后的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同年5月就再次出版了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平原烈火》使徐光耀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许多大中学校都请徐光耀去做报告。他年少有成，25岁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声名远播，被选送到由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进行重点培养，后又被吸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终于圆了作家梦。
徐光耀和孙犁合影
苦闷之中写“张嘎”
1956年，中宣部在对上一年发生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重新进行审查时，基本上予以否定。但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却又错误地将丁玲、陈企霞二人打成右派，将他们下放劳动改造达20多年。
因丁、陈二人过去都教过徐光耀，对他的写作多有帮助，故在反右揭批他们的问题时，徐光耀不太积极主动，结果横遭牵连，他也被打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党籍和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以及下放劳动改造的处分。
挨斗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历史、现行、亲朋故交、祖宗三代，无不层层搜剥，翻检净尽。开了数不清的会，写了几大摞“检查”，最后“斗透”“斗熟”，“挂”了起来。
“挂起来”，就是转移目标去斗别人的时候，把你搁在一边，无工作，无任务，无会可
开，无文件可学，干干净净地“听候处理”。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徐光耀毫无精神准备，他觉得自己简直太冤太冤：
徐光耀：“我十三岁当兵，当年入党，二十年没有离开过党的怀抱，怎么，我要“反党”？即使做梦也做不出这样的噩梦！难道蒋介石真的反攻过来，不是首先就割我的脑袋吗？把党反倒，哪还有我的站脚之地?莫非我要自己打倒自己？再说，我给“丁陈”干了什么了？如此彻底地翻检，又有什么上得“纲线”的东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老天发疯了？”
徐光耀一生有过无数次的思想斗争，惟有这次最为痛苦、激烈。自参军以来，整日闲着没有工作可做的日子从未遇到过，如今大门不能出，亲友不来访，日日枯坐愁城，精力闲置，四顾无靠，真是度日如年啊。更况那时血气方刚，志高气盛，突然这么一闲一闷，实在憋得难受。
如此煎熬半年，徐光耀猛然变得暴躁乖张，迥异寻常，仿佛成了一颗炸弹，不知几时便会“嘣”的一声，炸成粉尘。有一位赤诚的朋友私下劝过他：“无论如何，可不能寻短见啊。”
徐光耀采访：“我在家待着就看书，想把愤懑的情绪压下去。我看了很多书，想总结一下有什么收获，但脑子却一片空白。我一岁的女儿天天找我玩儿。有一次我在门后站着想我的冤枉事，女儿从对面的屋子蹒跚着走来，走到我屋抓我的门，让我跟她玩儿。我那时候就想：我自己的事情还弄不清呢，你又来给我添麻烦。我就朝她大吼一声，把孩子吓跑了。捷普洛夫有一本书叫《心理学》，他在书中谈道，人在经历巨大打击和挫折的时候，神经不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症。我想，在这关键时刻，人要控制自己，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自己疯呢？我记住了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我把受冤屈的想法扔得干干净净，我想搞创作是最集中精力的办法。开始我自己也不接受，怀疑自己不能写作了。后来又一想，现在又不开会，又没工作任务，也没人打扰，大块的时间全是自己的。你不写是自己没志气，没出息。我就下决心写作，我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形象就是“嘎子”。我想我要写就写一个能逗我乐的，能使我感到轻松愉快的题材，恰好想的就是“嘎子”。于是我就写“小兵张嗄”，排除脑子里全部杂念，集中精力写嘎子。”
从此，徐光耀开始搜集和誊写平时积累下来的关于“瞪眼虎”的材料，并结合部队里那些质朴、可爱、机智、勇敢而又顽皮、倔强的小八路的故事，于1958年1月23日这天开始动笔写电影剧本《小兵张嘎》。
徐光耀采访：“写作的念头一起，“瞪眼虎”便马上跳来眼前，而我需要的正是他。我必须找个使我心神轻松的题材，而他恰是这样的“活宝”。在他后面，还跟来往日英豪，少小伙伴，活跳热烈的一队人马。一时间，在我身前身后，军歌嘹亮，战火纷飞，人欢马叫，枪炮轰鸣，当
年战斗的景象，一下占据了我的整个生活。为了给这跳跃的一群一个优美轻快的环境，又
特地把故事背景选在了风光旖旎的白洋淀。写作开始后，几天之间，我就吃多了，睡实了，脸色又显红润。“集中精力，转移方向”的灵验，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
写小说是很费劲的，必须每字每句细抠。语言不讲究，读者看不下去，故事再好，也是枉然。当时我的体力正像大病初愈，还很虚弱，极想找个省力偷懒的法子，于是想到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只讲究对话，故事架子一搭起来，叙述性文字可以不必过于严格，而对话，导演们喜欢越少越好。这样权衡起来，写电影就比写小说宽松省力。然而，我想错了，电影写到半截，便遇到“拦路虎”，沉思三天，无法突过，一时失去信心，觉得本来对电影不熟，何苦自讨没趣，小说是先前摸过的，总多几分把握，于是搁置电影，改写小算不算精诚所至，或老天保佑呢。总之，小说写得相当顺利，在得意时，甚至手舞足蹈，向着想象的敌人“冲锋”。一个月内，小说完成，“张嘎”终于落实在纸面上。回头再看那半截电影，发现按照小说的路子往下“耪”，“拦路虎”也能将就突过。于是又半个月，电影本子也完成了。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右派分子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均被剥夺，他只能将《小兵张嘎》书稿藏起来，以待时机。
转眼到了1961年秋，徐光耀的右派分子帽子已被摘掉。这一天，他偶遇前来保定组稿的《河北文艺》月刊小说编辑张庆田，便拿出了《小兵张嘎》小说稿。张编辑将小说稿带回杂志社后，很快就安排发表在《河北文艺》11、12月的合刊号上（见下图①）。次年年初，《小兵张嘎》单行本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隆重推出；同时，该小说又被《北京晚报》连载。
各类版本的《小兵张嘎》
嘎子没有所谓的原型
在网络上搜“嘎子”的原型，一下子出来好几页，有说是安新的，有说是安平的，有说是深县（现深州市）的，有说是保定的，还有说是赵县的，五花八门。
徐光耀采访：“张嘎”的原型是谁？首先说，不是我（作者）。尽管我也是十三岁参军，又是白洋淀附近生人，但我不嘎，而是个刻板人物，我从未干过诸如堵烟筒、摔跤咬人那等事。那么，“张嘎”是怎么来的呢？简单说，是我综合了许多当年战友的事迹和特征—特别是带有“嘎子”色彩的特征，加以虚构、编织，创作出来的。跟目前所冒各个“原型”基本没有关系。
针对这种现象，徐光耀认为，这说明嘎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大家都很喜欢，愿意和自己家乡的人和事联系上。但他明确地说，嘎子没有具体的原型，而是集中了众多抗日军民的形象而创作出的艺术人物，但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嘎事，都是有来头的，比如“树上藏枪”，是他听说深县有一个叫李志强的，怕没收他缴获的手枪，就藏在了树上。“堵烟筒”是他和雄县一家合作社社长李民聊天时，李民说他小时候特别淘，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煮饺子时，他爬到屋顶挨家把烟筒都堵上了；“摔跤、咬人”等情节是他从一本书上看来的，这些嘎人嘎事在他脑子里存着，也在本上记着，用的时候随时就取出来了。
再问，是否最早有个“嘎芽儿”，再由这“嘎芽儿”渐渐长成“嘎子”的呢？回答是，这回猜对了，且“嘎芽儿”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他们在1944年是赵县县大队的小侦察员。年龄都在十三四岁之间，可惜名字早忘了。而他们的外号则十分特别，一个叫“希特勒”，一个叫“瞪眼虎”。单从这外号看，就可知道他们有多嘎多野了。
“希特勒”和“瞪眼虎”，曾多次扮做要饭花子，混入据点，把敌人的详情探听明白，回来供给大队决策。他们故意和伪军缠磨耍赖，逗闹摔跤，瞅冷子还能偷出敌人的手雷和子弹。在突然发现险恶敌情而来不及报告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即兴发挥，用假象绊住敌人而使我们的部队从容撤走.…….总之，他们的事迹传得很“神”，他们的名声响遍周围各县。徐光耀那时在宁晋县大队工作，只偶然见过一次“瞪眼虎”，还是远远的一望——徐光耀那时还不会写文章，更没想到将来会写书；可要写书了，那个野气、粗豪、机灵的“瞪眼虎”，便成了我心中的“嘎芽儿”。这“芽儿”再吸附上他向来储藏的嘎人嘎事嘎英雄，融会调整，就渐渐形成了“张嘎”。
罗金保是谁呢？硬要说原型，当是宁晋县大队的侦察员老刘。他有点驼背，外号“罗锅子”，宁晋百尺口人。写个侦察员名叫“罗锅子”，徐光耀嫌不好听，恰好宁晋县大队有个通信员叫赵金保（宁晋赵羊盃人，后来牺牲在天津附近的战斗中），便把“金保”与“罗”一拼，给“张嘎”凑成个扎他自行车带的对象。然而，天下事常有巧合，冀中军区有个四十四地区队，该队有个侦察员真叫罗金保，而且也很英雄—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四十四地区队还有个排长叫杨小根，十分勇敢，每战必有缴获，当时就是位有称号的战斗英雄，威名传遍四方。《小兵张嘎》如果不是写的孩子，而要写成人英雄，那么，杨小根就会是主角，现在，只好委屈他当一名通信员，没法子做更多的发挥了。
还有两位领导：区队长钱云清和政委石一鸣。钱云清本名乾运清，是三十一地区队的队长，老红军，长征干部，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以至伤得不能生育。他有很高的指挥艺术，徐光耀亲眼见他打过一次漂亮的伏击。埋伏圈布置之绝，使敌人毫无还手之力，三十多鬼子顷刻就消灭光了。此人最后牺牲在深县的一次战斗中。
胖墩儿，原是徐光耀的老家段岗村一个小老乡的名字，姓牛，跟徐光耀是小学同学。徐光耀先当的八路，他稍后也当了八路，只不在同一支部队。抗战胜利后，徐光耀回家探亲，见到了他的老父亲，老人眼泪汪汪的，已是烈士家属了。至于跟“张嘎”摔跤吵嘴的事，与这小老乡无关，那是另些部队与另些房东发生的“纠纷”。
谈到房东，话就更长了。你想，部队打的是游击战，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三四年中，每天都须转移，就是说，每天都要换一家房东，抗战多年，得经历多少房东啊。尽管军民关系似血肉、像鱼水，可总要发生些摩擦的，所以，诸如嘎子奶奶，胖墩儿一家，玉英一家……他们的形象，无一不是千千万万房东的缩影，无法论人物的真假。若说假，我找不出他们的“模特”，因为太多；若说真，他们无一不是当年的普遍存在，是再真实不过的真实了。
近几年，社会上兴起一股“原型热”，《铁道游击队》《英雄儿女》《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都有“原型”冒出来。《小兵张嘎》的“原型”，已冒出四五个。究其原因，也不奇怪，无非是崇尚英雄的社会心理在起作用。
徐光耀：自称“张嘎原型”的人，目前至少已有四五个，他们不仅上了大小报纸，登上电视荧屏，拍了专题片，被隆重请上大会主席台，有的甚至提级提职，个别还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接见。真称得上是红火热闹，风光无限！我对这种事始终坚持说两句话：一、凡是在白洋淀或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寇作过英勇奋战并有一定贡献的人，都可在“张嘎”身上找见自己的影子；二、“张嘎”是个艺术创造的产儿，是集众人之特长的典型形象。前一句，意在坚定地承认：凡对抗日有功的人，都不致因出了“原型”，而误以为自己的功劳被遮掩或未被认可，他们仍应理直气壮地从“张嘎”身上找着自己；后一句是说，“张嘎”其实是没有具体原型的，但话说得委婉，以免自称“张嘎”的人（他们毕竟为抗日尽力过)觉得难堪。
合理而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艺术作品中的人物，不是生活中的某一个人，而是代表一群人。所以，把“张嘎”说成是某一“真人”，反而是不真实的了。
徐光耀的全家福（1968年）
儿童文学的经典
《小兵张嘎》面世后深受欢迎，相继被再版或重印20多次，发行逾百万册，并在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荣获小说一等奖。同时还被翻译成英、印、蒙、德、泰、阿拉伯、朝、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小兵张嘎》出版后，徐光耀把同名剧本寄给了自己在华北联合大学的老师、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崔嵬，但起初并没有得到特别重视。另一名导演欧阳红樱看了《小兵张嘎》的小说后，被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觉得如果把《小兵张嘎》拍成电影，一定会大获成功，而此时的崔嵬也意识到拍这部电影的重要性。因此，北影厂决定由他们两人合拍。
根据崔嵬的提议，北影厂把徐光耀约到北京来，对剧本进行修改完善。所以，《小兵张嘎》的电影剧本最终是在北京完成的。
为了丰富和深化主题，准确表现嘎子性格发展与成长的轨迹，突出抗日时期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精神风貌，崔嵬对剧本来了一次较大的“手术”，删去了一些虽然热闹有趣但对揭示人物性格作用不大的情节，并对某些情节又进行“开拓”，最终拿出了一个适合拍片的好剧本来。
影片中，嘎子卖西瓜捉胖翻译官的情节就是这次加进去的，还把活捉伪军官的地点从棉花田改成水中，大大增强了剧本的可看性。这个剧本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
剧本定稿后，崔嵬便着手挑选小演员。当时，有人主张将挑选重点放在会朗诵善表演的孩子身上，崔嵬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小兵张嘎》需要的是在银幕上生活而不是‘表演’的孩子。我们要找的是有生活、身上充满泥土气息的小嘎子。”
摄制组按照小说封面的形象，选来80多个孩子。可在崔嵬看来，都长得太“俊”了。他认为嘎子可以虎头虎脑，但更要突出他的“嘎”，哪怕丑点儿也不要紧。这时，于蓝（电影《烈火中永生》江姐的扮演者）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她拿了一张照片给崔嵬，向他推荐了安吉斯。照片上的孩子眉毛浓密、一脸嘎相，崔嵬一眼就相中了。
崔嵬于是立即派人前往呼和浩特。几天以后，一个名叫安吉斯的小家伙被带到了剧组。“就是他了！”崔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嘎里嘎气的孩子。
剧本好了，演员也到位了，该是崔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崔嵬拍片的认真劲儿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几乎每个镜头都要拍四五遍，而且绝对追求真实，在拍戏过程中，要求“一切都动真格的”。片中需要小家伙们出汗时，他便会让嘎小子们在外面跑得大汗淋漓才作罢，绝不会用水作样。
《小兵张嘎》中的许多小演员都是出生在城市里，游泳、摸鱼一类的活儿压根儿就没干过。于是，崔嵬将他们丢到白洋淀里与当地孩子们一起摸爬滚打，结果他们个个都成了游泳摸鱼的小能手。在拍戏时，崔嵬也很会给小演员“造景”，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入戏。实际上，他找来拍片的这些嘎小子们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表演”的概念，正是由于崔嵬给了他们真实的环境，他们也就“假戏真做”了。
《小兵张嘎》剧照
影片《小兵张嘎》的成功，不仅在于把影片主人公嘎子的童真表现得淋漓尽致，把这位少年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有声有色，还在于影片格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之感。那辽阔的华北大平原、高高的钻天杨，配以激越的音乐旋律，使影片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富有诗情画意又寓意隽永。天高云淡，千里长堤上巍然屹立着一排排参天的大树，一个满怀复仇怒火的少年在长堤上急促地奔走，他来到河滩，脱下衣服，跃入水流湍急的河中，奋力向前游去……这是《小兵张嘎》里的一个画面，它形象地展示了不管路途多么遥远、环境多么险恶，都不能阻挡嘎子那颗投奔革命的火热之心。
1963年，该电影摄制完成并公映后，轰动了全国，成为陪伴着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影片之一。
2005年、2007年，随着2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以及同名动画片的相继播出，神州大地再次掀起了一股“小兵张嘎”热。
这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小说原著的影响力，使它焕发出穿越时空的恒久艺术魅力。
徐光耀文学馆
真正的艺术是不朽的，经典永远具有照人的光芒。1980年，《小兵张嘎》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1981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把《小兵张嘎》选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新时期，《小兵张嘎》被教育部编入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和“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同时它还被地方的教育部门指定为学生课外读物。《小兵张嘎》依然以它强大的艺术魅力，传播着正能量，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
徐光耀文学馆，位于雄安新区白洋淀文化苑嘎子村。
资料来源：
《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创作的前前后后》文 熊坤静 《党史博采》2014第7期
《长镜头｜徐光耀：我永远忘不了这些英雄》（河北日报记者肖煜）
《≤小兵张嘎≥人物寻根》（徐光耀）选自《徐光耀文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电影≤小兵张嘎≥诞生记》袁成亮《党史纵览》2006-01-15